19世紀末以來，伴隨著現代科學方法的發展，公共政策評估產生并逐步發展成為獨立的專業領域，廣泛運用于公共政策的研究、決策與修訂。美國作為西方現代公共政策科學的起源地，較早在政策評估領域開展探索，歷經四個發展階段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系列專門的法律、法規接連出臺，推動建立起制度化、規范化的公共政策評估框架，形成了行政系統評估機構、立法系統評估機構、第三方評估機構三類主體相互補充、相互牽制的發展格局。

一、美國公共政策評估的發展階段

美國公共政策評估歷經百余年發展，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各種經濟社會研究方法，拓展政策評估的應用范圍?？傮w而言，主要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：

第一階段：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，是美國公共政策評估的萌芽探索期。最早源于1900年前后美國對學生成績的測評，用以檢查教育系統、反映教學成果。此外，在公共衛生、工程建設等便于測量和計算的領域，也零星開展部分評估工作。

第二階段：1933年經濟危機至20世紀70年代間，從“羅斯福新政”到約翰遜政府“偉大社會計劃”“對貧困宣戰計劃”，一系列社會政策出臺、一大批公共工程落地，客觀上產生了政策評估需求，推動形成了以政府支出的績效評價為主要內容的評估模式，核心是關注投入產出效率、控制財政預算支出、提高政府服務質量。

第三階段：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末，《立法機構重組法案》《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》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of 1993，簡稱GPRA）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出臺，從法律層面保證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地位。同時，政策評估的內涵也大大豐富，不局限于績效評價，更多關注規劃、政策、項目的價值和影響，評估手段也趨于專業化、多樣化、現代化。

第四階段：21世紀以來，美國公共政策評估框架趨于成熟和穩定?！叭龣喾至ⅰ斌w制下的行政系統、立法系統，分別設置了專門負責政策評估的組織部門、執行部門，同時市場化運作的智庫、咨詢機構十分活躍，形成相對獨立的第三方社會力量。三種類型的政策評估機構之間既相互補充、又相互牽制，有效拓寬了評估意見的輸送渠道，維持著多元利益訴求的動態平衡。

二、行政系統的評估覆蓋所有部門的績效評價

（一）行政系統的評估機構——OMB

在行政系統內，實施政策評估的主要部門是政府管理和預算辦公室（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，簡稱OMB）[1]。OMB最早設在美國財政部，1939年后劃歸總統直屬機構，其長官由總統直接任命并向總統報告工作。按照相關法案和行政命令授權[2]，OMB的重要職能之一是審查聯邦政府各部門報送的年度績效計劃，評估財政支出的必要性、有效性，跟進項目執行情況，評判其影響、成敗，并將此作為修改預算計劃的依據。目前，OMB是總統行政辦公室最大組成部門，有職員600余人；相關人員與聯邦政府各部門保持頻繁的、常態化的溝通，督促行政機構更加重視政策執行的過程，提升公共產出和效率。

（二）工作任務及范圍

OMB的評估覆蓋所有財政支出項目。依據GPRA的要求，所有聯邦政府機構都必須向OMB提交長期戰略計劃和年度績效報告。其中，年度績效報告需涵蓋所有財政支出項目，詳細闡述每一項目的業績目標、執行過程、實際產出效果，并對未達到目標的原因進行分析和解釋，說明下一步改進的方式。OMB作為政府績效管理的牽頭機構，將對各機構的績效表現進行統一評估，據此確定各聯邦機構對應的年度預算安排，類似于我國財政部牽頭開展的項目支出績效評價管理。

（三）評估方式方法

為保證預算審查的質量和一致性，OMB牽頭開展的績效評估均納入統一、標準化的模板，并不斷發展完善。一是1973年尼克松政府頒布《聯邦政府生產率測定方案》，每年安排200余人向各聯邦機構獲取產出資料，包括：產出、勞工投入、單位勞工成本等，該方案一直執行到1994年結束，當時已覆蓋60個機構、255個組織和200萬聯邦公務員。二是布什政府2002年推出《項目評估定級工具》（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，以下簡稱PART），本質上是針對聯邦支出項目的問卷調查（表1），從項目目標、戰略規劃、過程管理、項目結果四個維度，對項目進行審核和評估。PART實施7年間覆蓋了1000余個獨立項目，占聯邦財政支出的98%。

表1 PART問卷設計

圖1 2002-2008年項目評級情況

三是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優化提出優先績效目標工具，降低了PART工具對分數的過分依賴，要求各部門突出中心任務、核心職責，確定優先績效目標，按季度審查目標實現情況和存在的苗頭性、趨勢性問題，傳遞更多實用信息。

（四）結果運用

OMB的績效評估結果與財政預算編制直接掛鉤。例如，在PART評級下，按照分數高低可分為有效、基本有效、一般、無效、尚無結論五類，判定為一般或無效的項目，OMB將有權終止項目或調減財政預算。2011年更新的《政府績效與結果現代化法案》進一步明確，如果一個聯邦機構連續3年未能達到績效目標，OMB有權向國會建議下一步整改方案，包括重新界定績效目標、調整項目實施規劃、削減或終止預算等措施，對聯邦機構具有較強的震懾力和約束力。

三、立法系統的評估聚焦重點政策的實施效果

（一）立法系統的評估機構

立法系統的政策評估機構是政府問責辦公室（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 Office），成立于1921年，常被稱為“國會看門狗”。早期GAO的主要職能是政府賬目審查，評估公共支出的合理性和經濟性，體現國會對各聯邦機構的監督；1970年《立法機構重組法案》擴大了GAO職權范圍，授權其對政府計劃及活動的產出結果進行評估，具體包括：評估聯邦政策和項目的績效、就政府項目和決策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目標進行調查、向國會提交政策分析報告等。目前，GAO約有職員3200余人，下設15個工作組，包括信息科技、國土安排、衛生保健、教育就業和收入、基礎設施建設等，并大量引進科學家、精算師和各領域專家，開展專業性的評估工作。

（二）工作任務及范圍

GAO的任務來源主要有兩類：一是法律條款明確授權GAO對具體事項開展評估，例如GPRA要求，GAO總監察長需定期向國會報告聯邦政府對GPRA的執行情況；《美國競爭再授權法案》（2010）要求，GAO每2年對制造業創新技術貸款擔保項目的執行情況進行評估，并提出改進建議，反饋至美國商務部。二是基于國會各委員會的調查需求開展評估工作。每年GAO會收到數百份來自國會各委員會的請求函，既有對項目活動的簡單詢問，也有對項目或政策成效深入評估的需求。GAO會及時與需求方代表（通常是議員）進行商議，準確把握評估的性質和目標。在此基礎上，GAO依據評估事項的必要性、重要性、緊迫性，選擇部分重點事項開展評估。上述兩類評估任務需求占到GAO工作量的96%以上。

圖2 GAO政策評估的流程

（三）評估方式方法

相對而言，GAO的評估方法更加豐富和多樣，在工作中視評估對象的特點，制定適宜的工作方案。從GAO公布的評估報告看，最為常見的幾種評估方法包括：一是基礎文獻研究。查閱適用的法條法規、部門規章；獲取相關機構的年度績效報告，包括政策項目的規劃目標、執行過程、績效數據等；檢索該領域其他專家的研究和報告。二是大規模問卷訪談。例如，對于失業救濟、辦稅服務、助學貸款等面向社會公眾的服務，大規模引入電子郵件問卷，兼顧不同年齡段、行業、種族、學歷等因素，調查受眾感受。同時，廣泛采訪利益相關方，包括聯邦和州政府官員、行業協會、商品和服務供應商、中介機構等，進行半結構化訪談，“滾雪球”式地獲取信息。三是構建數據分析指標。GAO出版《成本效益分析指南》《過程評估指南》《技術成熟度評估指南》等搭建起量化分析的框架。例如，GAO對海關自動化通關系統建設的評估，運用成本效益分析，綜合計算開發費用、設備成本、運營維護費用，并與預期收益具體量化為每分鐘節省的人工成本，從而進行定量的成本效益比較。四是數據的可視化呈現。如GAO在2017年對校車安全問題開展專項評估時，引用了2000-2014年間聯邦和州政府的校車事故數據，以圖表形式直觀反映校車事故的增長趨勢、事故原因類型、與普通車禍的特征對比等，起到良好的效果。

（四）結果運用

在重大政策及計劃項目實施期間，GAO會進行多次評估，每次評估完成后都設有反饋環節，推動評估結果的運用和轉化。一是對評估報告進行協商。GAO在完成相關主題調查研究后，將廣泛征求行業主管部門、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，若主管部門存在異議，雙方可協商作一些修改和完善。二是公布評估結果和整改意見。GAO將在官網公布調查過程、評估結論，以及經主管部門認可的整改建議，引入社會監督，同時持續跟蹤主管部門整改進展。三是通過立法強化評估結果的剛性約束力。在2019年1月國會頒布的《政府行為責任法案》明確要求，各聯邦機構在編制年度預算時應反饋對GAO評估報告中意見建議的執行情況，對未執行的意見建議要說明情況和理由。該法案進一步提升了GAO評估報告的影響力和評估結果運用的轉化率。近年來，GAO報告建議的采納率大多在75%以上。

圖3 GAO近5年建議采納率

四、蓬勃發展的社會化評估形成獨立第三方評估力量

（一）第三方評估機構

美國公共政策評估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非政府組織的廣泛參與。自20世紀初，美國陸續出現一些政策研究機構，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（1910）、布魯金斯研究所（1916）、胡佛研究所（1919）、二十世紀基金（1919）、蘭德公司（1945）等，此外一些高校也設立政策研究中心或發展研究院等智庫。70年代以后，一些評估研究學會建立，政策評估類雜志接連創刊，如《評估評論》（1977）、《評估實踐》（1979）和《美國評估雜志》（1980），政策評估理論逐漸積累和發展，各類咨詢機構更加蓬勃發展，加快推動美國政策評估行業的繁榮，為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委托第三方評估提供了更多選項。

（二）工作任務來源

第三方評估機構的任務來源主要包括兩類：一是政府機構委托開展的政策評估。為了提高評估結論的專業性、客觀性和公信力，聯邦機構、州政府也會委托第三方開展評估評價。例如，美國教育部定期委托第三方開展職業教育效果評價；按照《振興美國制造業和創新法案》要求，除GAO定期評估外，相關部門至少每三年委托一家獨立機構對“美國制造業計劃”進展情況進行評估等。與政府委托聯系緊密的典型代表是蘭德公司，其收入來源中軍方和政府部門的比例超過80%，多是與國防部、衛生部、人力資源部等聯邦機構簽訂的服務合同，包括政策分析和事后評估。二是第三方機構獨立自主開展的政策評估。第三方機構都將獨立性作為根本原則，盡管許多第三方機構的資金主要來源來自于企業、基金會甚至個人捐助，但在評估事項的選擇上，并非直接聽命于捐助者，而是體現一定的獨立自主性。不同智庫在立場上、觀點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，有的偏向學術研究，例如布魯金斯學會、美國企業研究所，有的帶有明顯黨派特征或意識形態色彩，例如崇尚自由意志的卡托研究所等，因此，捐助者往往是有目的性地支持于己有利的第三方機構。

（三）評估方法主要特征

一是強調長期學術積累積淀。著名智庫往往有相對固定的研究領域，由專門的團隊長期跟蹤研究，在學術界也具有一定的公信力、影響力。例如傳統基金會對稅收政策、導彈防御的關注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對中國問題的研究等。二是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。智庫所出具的報告，往往是對某一政策的綜合性研究，從歷史沿革、發展過程、實施效果、影響因素等角度，廣泛收集信息，探索運用數據建模、場景模擬等研究方法得出結論和建議，出具的報告論證嚴謹、專業。三是兼顧報告的可讀性和傳播力。越來越多的智庫傾向于媒體化，在發布研究報告的同時提煉短小精悍的評論文章，積極運營網站主頁和推特賬號，更好適應現代化傳播節奏。

（四）結果運用

對于國會、政府機構委托開展的評估，第三方機構即按要求提供評估報告，分析當前政策執行存在的問題，提供政策建議和解決方案，為政府下一步決策提供參考依據和支撐。對于獨立開展的評估工作，第三方機構及專家個人通過參加國會聽證會、圓桌會議、公開演講、出版著作、媒體文章等形式，努力影響政策的調整與修訂，從而提高自身在本領域的聲望。而且由于“旋轉門”機制的存在，積累了聲望的第三方機構研究人員可能會受聘于政府部門，直接參與政策制定和再修訂；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離職后也有不少加入第三方機構，繼續從事本領域的研究、評估工作。

五、小結

美國政府治理體系是高度分散的，“三權分立”政治制度下，衍生出多元化的評估機構主體。行政系統內由政府管理和預算辦公室（OMB）主導，推動建立全面的績效評估體系，以提升政府工作效率；立法系統由政府問責辦公室（GAO）牽頭，在政府績效數據的基礎上，選擇部分重點事項，深入研究政策執行和效果，提出專業化的評估意見；第三方機構則是公共政策評估強有力的補充和支撐，在普遍接受政府和企業資金的情況下追求獨立性，以影響政策調整方向為目的。

三類政策評估機構之間各有側重、共同配合、又相互制約，綜合影響之下，美國公共政策評估呈現出以下特征：一是以法律為基石，推動政策評估的制度化、規范化?！墩冃c結果法案》（1993）、《政府績效與結果現代化法案》（2011）等一系列法案，授權OMB、GAO作為事中事后監管的牽頭機構，并對政策評估的原則、內容、標準、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，搭建起美國公共政策評估的基礎框架。二是與績效數據相銜接，提高政策評估的精準性。OMB所牽頭建立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，圍繞資金投入、執行過程、產出效率等積累了大量數據和樣本，為后續重大政策、重大項目的專項評估工作夯實了基礎。三是以成果運用為導向，增強評估報告的影響力、約束力。依據相關法案規定，OMB和GAO的評估結論直接關系下一年度財政資金安排，對聯邦機構的約束力較強，有利于推動問題整改和政策調整。四是凸顯多元利益訴求，評估機構間相互制衡明顯。不同評估報告背后代表著特定的利益群體，各種觀點交鋒碰撞、相互制衡。

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，美國在公共政策評估領域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，但考慮到其三權分立、聯邦制度以及官僚機構分散化所導致的價值多元、立場分裂，其政策評估也體現出多元競爭、相互制衡的特色，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政策體系與美國不同，不可直接照搬照抄其政策評估制度。但是其相對完善的政策評估法律體系、豐富的公共部門基礎數據、規范化的評估步驟和機制、評估結果的運用與轉化等方面的措施與經驗，仍值得我們借鑒參考。

注釋

1.1921年頒布的《預算和會計法》規定美國總統應向國會提交年度財政預算，為此成立OMB協助其工作。

2.主要是《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》（1993年）、《項目評估定級工具》（2002年）、《政府績效和結果現代化法案》（2011年）等法案，及1993年克林頓政府12866號總統令、2007年布什政府13422號政府令、2011年奧巴馬政府13563號總統令，均對政府績效評價、政策評估作出明確規定和要求。